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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干峙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7-08-16  

個人簡介:

周干峙,建筑學和城市規劃專家。江蘇蘇州人。1952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建筑系。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歷任國家建委副處長,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城市規劃研究所副所長,天津市規劃局代局長,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高級建筑師,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建設部副部長、國際建筑師協會理事;現任建設部特邀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世界屋頂綠化協會名譽主席,中國杭州世界屋頂綠化大會名譽主席,國際建筑師協會(UIA)理事,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常務付理事長,中國風景園林學會理事長,中國建筑學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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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干峙

周干峙1930年出生于江蘇蘇州。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歷任國家建委副處長,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城市規劃研究所所長,天津市規劃局局長,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高級建筑師,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建設部副部長、國際建筑師協會理事;現任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特邀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1952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建筑系,長期從事城市規劃設計和政策制定工作。曾負責編制西安市的總體規劃,天津、唐山市地震后的恢復重建規劃,深圳市的總體規劃,以及其他一批城市的規劃設計指導。曾著一批有城市化、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城市交通、住宅建設、舊城改建、城市房地產以及規劃設計改革等方面的論文。提出了“滾動、靈活、深細、誘導”的城市規劃指導思想,提高了城市規劃的深度和廣度,發展了城市規劃理論。

是中國第一部城市規劃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主編的《國家科委藍皮書第6號—城鄉建設》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眼前的“活兒”太多

周干峙將他大學畢業后參加工作的生涯分為三個階段:上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主要完成國家指派的城市規劃任務,研究城市規劃建設中的一系列相關問題;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的工作重點是搞研究和管理,先后在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城市規劃研究所、天津市規劃局、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任職;80年代到建設部當副部長,分管城市建設、交通、科技、園林綠化方面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制定工作。90年代從行政崗位上退下來之后,至今,周干峙一直在部里擔任特邀顧問,進行有關中國城市化、大城市交通、城市園林綠化和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等研究工作;完成了全國政協辦公樓的規劃設計和一些典型的城市設計,以及眾多的城市規劃咨詢服務工作,并在清華大學每年保持指導2—4名研究生。這,可以說是周干峙人生的第四個階段,和前三個階段一樣,他依然辛勞,忙碌。

采訪是在他頻繁出差的間隙里進行的。為研究城市軌道交通的新技術和發展方向,剛從青島考察回來,稍后又要去杭州參加杭州新區的規劃會議。幾個小時里,周干峙的電話不斷地響起,以至于采訪不得不幾度中止。當談起他的科學人生歷程時,周干峙說他“眼前的活兒太多了,都沒有時間來回顧過去”。的確,采訪過程里,周干峙談得最多的都是他現在的工作狀態和面臨的問題。“我前些天剛從新疆回來,前幾天報上登了新疆發現全世界最大的煤田,煤田在干旱地帶,戈壁沙灘邊上,如何開發,這個問題歷史上沒碰到過。如何引水,挖煤需要多少人,如何把資源送出去等等,都是大問題。這些問題高度復雜。”煤田的開采涉及到人和相應的衣食住行、交通、城市承載等一系列問題,目前已有相關專家提出要在煤田周邊區域建立新的城市群。“城市群,不是幾十萬人,而是上百萬人的問題,規劃能不管嗎?!”79歲的周干峙一談起城市規劃這一他終生從事的事業,語氣里依然滿是激昂和熱情。

1952年,周干峙從清華大學建筑系畢業,從建國初期的建筑工程部,到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城市規劃研究所、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再到建設部,近60年的時間里,不曾離開過城市建設、規劃的專業領域。如今,他成了唯一一個了解建設部從成立至今幾經變遷的歷史見證者和參與者。

周干峙走上專業的道路很偶然,對于一個普通家庭的子弟來說,當時上大學、選專業都得和日后的謀生聯系起來,現在稱之為“理想”的東西,那時并不清楚。1930年周干峙出生在蘇州,由于抗日烽火已起,兩歲不到的他隨家人遷居上海。少年時代讀書,頻繁更換學校,讀過英國人辦的工部局學校,讀過汪偽政府的學校,也讀過國民黨辦的學校。那時候,公立、私立學校并存,考大學也不是像現在這樣的統一招生,周干峙一個夏天考了十所大學,報了很多專業。但因為不滿國民黨的腐敗,他最終選擇了北方,選擇了有民主堡壘之稱的清華。

選擇專業,周干峙考慮更多的是工科就業的方便,“建筑不是我自己當時就懂的,傳統的土木建筑是連在一起的,不像現在分得很清楚。那時也沒有名牌大學、名教授的概念。”但即便如此,當年在清華建筑系十幾個學生里,周干峙卻是唯一一個報這個專業的學生,其他人都是由于各種原因,從外系轉進來的。

歷史的長河里,個人只是細沙一粒。而個人的經歷不是自己能夠決定的,多半還是要緊跟時代和社會的需要。大學畢業時,滿腦子“為人民服務”的年輕黨員周干峙,嘴里唱著“我們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場”,一心想的是奔赴邊疆搞建設,把自己奉獻給共產主義事業。而實際上,從1951年開始,由于全國的營造廠(施工單位)全部被打倒,沒有人設計施工,就把清華、北大建筑專業的老師和學生集中起來搞建校工作。清華的第一教室樓,16、17學生宿舍、階梯教室等就是那時候周干峙設計施工的。1952年8月,新中國為第一個五年計劃做準備,中央決定設立建筑工程部。新建伊始的部門,人才資源成了首要解決的問題。缺干部,從剛撤銷的察哈爾熱河省(河北省)、平原省(河南省)抽調,要技術人員,就從大學調。而當年畢業的周干峙也恰逢其時,被分配到了建筑工程部,緊接著參與了蘇聯援建的“156項”中的重點城市規劃。

這些,周干峙用一句話概括說,是歷史的機遇。

主要事跡:

城記:生態、人文、自然、經濟的和諧統一

建國初期,“一五計劃”的主要任務是工業化,以156項重點工程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決定了城市發展的方向和城建規模、地域結構等一系列基本因素。城市建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歷史上無計劃、分散建設進入了一個有計劃、按規劃重點建設的新時期。從此,中國正式揭開了有序建設和重點發展現代化工業城市的新篇章。剛參加工作的周干峙就被派去跟著蘇聯專家學習,參加選廠、參加“一五計劃”的城市規劃工作。

1953年春天,周干峙第一次前往西安,負責編制西安的總體規劃和詳細規劃。涉及人口規模,道路系統,工廠位置等規劃設計問題,保護歷史文化遺存、保留古城風韻也成為古城西安城市規劃工作中重點要考慮、解決的問題。

在當時拆墻成風的情況下,西安的明城墻要不要保留的問題成為爭執的焦點。周干峙還記得在那本厚厚的《西安規劃說明書》里,他將城墻形象地比喻為“城市的一根項鏈”,大力呼吁保留。可在當時,城墻被看成是封建的象征,北京的都拆了,西安沒有理由不拆。后來有人提出城墻還能夠防止原子彈的沖擊波,是現代防空的好辦法,這一理由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支持,西安的城墻才得以保留下來。如今,西安成為唯一的古城墻保留完整的城市,與周干峙當年完整保護西安古城墻的建議有著直接的關系。

在周干峙個人生命史上,參與、負責西安的城市規劃是他后來一系列城市規劃工作的成功開端。他的經濟和人文、自然和生態有機結合的規劃理念也成為了中國早期城市規劃編制的一個樣板。周干峙說,現在整天在挑那時候的毛病,其實那時好的東西,恰恰是現在沒有的。“技術問題上行政領導非常尊重專業人員的意見,我這樣一個初出茅廬的毛頭小伙子能做這個規劃那個規劃,放在今天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1979年,深圳由原來的一個小縣城升格為地區一級的省轄市,第二年,國家批準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作為“五人小組”的成員之一,周干峙被國家建委派去深圳,參與主持特區的規劃工作。后來,“1986年版深圳城市總體規劃”獲全國城市規劃優秀設計一等獎,成為建設規劃領域著名的事例。改革開放,特區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在以往的城市規劃中沒有可供借鑒的先例。在編制深圳規劃時,既要考慮到既有的實際情況和格局,又要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周干峙參照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驗和做法,在中心區保留了傳統棋盤式格局,同時為招商引資的需要,建設了一批小型工業區,適應了當時港資建廠的需要。他巧妙地利用深圳地形狹長、河道分隔的特點,結合自然山川,從東到西,依次布置了沙頭角—鹽田、羅湖—上步、福田—華僑城、南頭—蛇口等組團。這種帶狀組團式布局的城市結構便于靈活調節,為后來的發展預留了空間。“一句話,長遠的東西要留有彈性,不能搞一刀切。深圳是個開放城市,將來搞什么工業,來什么工業,誰都不知道,我把工業區劃小,一個工業區頂多2平方公里,16個工業區就是適應這個變化,干一個成一個。”同時,周干峙還預留了地鐵、機場、火車站的位置,為深圳日后的城市交通建設大大節約了成本。

幾年后,深圳建立機場,很多人就位置問題提出了不同意見,有的主張建在深圳灣里,有的主張建在北邊的梅林,考慮到地質條件、空間的開闊度,和城市的距離適當與否等因素,周干峙提出將機場建在寶安。當時,贊同周干峙意見的只有環保部專家曲格平。后來,爭論到了北京,驚動了國務院總理李鵬,李鵬親自出馬,帶了不同意見的人到深圳,親自坐飛機到上空去察看方位,比較優劣之后,最終同意了城市規劃的方案。1998年,人民日報華南分社征集改革開放20周年重大新聞,將深圳機場的建設、建成納入華南地區改革開放20年間的重大歷史事件之一。

周干峙說,現代城市規劃是在20世紀初經濟高速發展帶來大量社會、環境問題急需解決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衡量城市規劃的好壞只能看規劃對本城市經濟、社會、環境合理發展所面臨的問題,能否提出深謀遠慮而具有可行性的發展戰略和實施對策,能否達到經濟、社會、環境三種效益在現實條件下的最佳統一。而深圳作為城市規劃“實驗場”,除獲得國內最高級別的規劃獎之外,還獲得國際建筑師協會頒發的當前僅有的“阿勃克朗倍”獎,英國規劃協會的主席來深圳看過之后,也禁不住連連贊嘆。

用大系統觀念做震后重建規劃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特大地震,人員傷亡慘重,國家經濟遭受重創。一個星期之后,78歲的周干峙同結構抗震專家葉耀先一起親臨災區現場,在隨后舉行的“四川地震災后重建中的工程建設問題”論壇上,周干峙作了《山區震后再建時的城鎮規劃問題》的報告,就如何做好恢復重建規劃和建設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時間倒流32年,唐山的震后重建規劃工作在他的記憶里還鮮活如生。1976年,唐山地震發生三天后,他和吳良鏞先生就趕去了。地震前的唐山城市格局由主城區和距其東部25公里的東礦區兩個片區組成。出于震后生產和生活安全的迫切需要,城市空間結構和選址的規劃變得尤為重要。和現在的汶川地震一樣,對于震后的重建問題,當年也有著不同的分歧意見,爭論的重點落在原地重建還是異地重建上面。針對兩種不同的意見,周干峙和他的同仁們編制的震后重建規劃采用了混合型的布局方式。在老市區安全地帶采取原地重建,并適當向西、北發展,將機械、紡織、水泥等工業及相應生活設施遷至主城區北部25公里的豐潤縣城東側建設新區。由此,唐山被有機地分散成三大片區:中心城區、豐潤新區和東礦區,形成了南、北、東三足鼎立的“一市三城”的分散組團式城市布局結構。

唐山震后的規劃建設除了城市的功能分區之外,還力求解決以前存在的大部分問題,將災后重建作為唐山城市振興的重要契機,重建規劃幾乎解決了當時所認識到的原有唐山所存在的大部分不合理狀況。烏煙瘴氣的老唐山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碧水長流、人和景寧的新面貌。

在《山區震后再建時的城鎮規劃問題》報告中,周干峙指出汶川“究竟有多少土地可以利用,有多少人需要搬遷,這些問題都要在地質工程的基礎上考慮”。以日本的住宅區標準為例,他批評當前部分追逐近期利益和開發利益為主的行為,強調今后的建筑密度和高度必須嚴格限制,一定規模的住宅區要留出“救命用地”。

周干峙提出,汶川震后的重建工作,要借鑒當年唐山的經驗,既要又快又好,又不能急于求成,必須用大系統的觀念和方法,將生態、水利、交通等都納入到整體規劃中去。當年唐山發生地震后,政府號召大家自力更生,勤儉節約,恢復生產,使受災群眾參與恢復建設。一般而言,大災之后,人們承受的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損失,還有精神、情感、心理方面的打擊和創傷,且后者持續的時間更長,負面影響更大。對于汶川震后一部分人提出的搬遷意見,周干峙并不贊同,地震不可預防,但房子可以抗震,這在技術上是可以做到的。原地恢復有很重要的社會因素,可以讓群眾參與修復建設的過程,且周圍的社會關系不會改變。“一旦全部打亂了,身邊沒有認識的人,人的心理上就會產生孤獨感。”

主要事跡:

“中國式”城市化道路的探求者

雖然已不再擔任行政職務,但周干峙手頭的顧問、咨詢工作還是讓他忙得團團轉。“一個人活幾十年,只要他不是吃飽飯瞎混,總是會做些事情的。”對于外界給予他的很多頭銜和“桂冠”,他很不以為然,他說他只是行業里的的一個代表,其他人也做了不少事情。現在,國家正面臨一個空前的大轉變,哪些成功,哪些失敗,眼下還不可能都做出結論。建設、規劃行業里,小到設計一條街道,大到規劃一個城市,都必須有創造性,同時還必須有國家的、歷史的、群眾的、大行業的觀點,這不是個人的力量能夠做到的,必須依靠團隊的力量。

但作為行業帶頭人,社會看的是他的行業成果和成績,這一點,周干峙并不否認。從他當上院士那天開始,就感覺到肩膀上擔上了無窮無盡的責任。

在周干峙的博客“個人公告”里,他用“城市是人類的風景”這句很美很感性的話語藝術地詮釋了他為之付出畢生心血的事業和理想。所有涉及城市建設和城市化發展的問題都在他關注和研究的范圍之內,辦公室里除了整墻書柜的專業書籍之外,一張大矮桌上高高地摞起了園林、交通、房地產、歷史文化、古建筑保護等各種各樣的行業相關雜志。“我從來不拒絕研究討論行業里的問題,地震消息傳來,說老實話,你不找我,我自己也想去。”周干峙沒有體會到自己已進入80歲的高齡,甚至很少想到這件事兒。每天被沒完沒了的工作包圍,需要解決的問題非常多。的確,在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面臨著種種的問題和困境。在簡短的采訪中就談到了:

1、亂蓋房,環境差。周干峙說,和國外的一些城市相比,我們還差得很遠。中國的城市發展很快,從建設的速度,蓋房子的數量,和一些基礎設施的建設水平來說,都增長得很快,現在很多地方已經離世界上的先進城市不遠了。住房面積也慢慢地接近了。但是有一條恐怕是很難趕過人家的,就是環境。我們城市環境的差距不是縮短了,而是增大了。像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的環境,不是變好,而是比以前壞了。人越來越擠,到處都是房子,交通問題更難解決,一旦出現災難的話,連疏散的空間都沒有。

周干峙極其反對這種只注重短期利益的開發行為,可是由于受經濟利益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驅使,個人的聲音太微弱了。但他相信這個局面不會太長久,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事物終究會被歷史淘汰和遺棄。

2、管理落后。這是城市發展中又一個大的問題,而其中最大的是沒有管理好開發。今天,我們有好的規劃和好的政策,也請了很多專家,但是管理跟不上,所以城市里頭出現了很多不盡人意的建設和地方。當然,周干峙說管理問題不是新冒出來的,當年他在天津工作時,市委書記李瑞環同志非常重視城市管理問題,強調最落后的環節是管理。

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使原本就復雜的城市綜合體變得更為復雜。而有關城市的各個學科和各個方面也比過去要復雜得多。兩種經濟體制的過渡中,既有很大的市場成分,又有不少的計劃成分,人的觀念也是新舊雜陳,不是一個單一的構成。復雜成為處理問題的一個科學概念。現在全國幾萬家開發公司,規模不比設計規劃單位小,如何處理好這中間的關系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大問題。

3、決策失誤造成的浪費。周干峙把城市建設中的浪費現象歸納為六個方面:決策失誤、重復建設、規劃不當、設計有誤、工程質量差、大拆大建。其中最大的浪費是決策失誤造成的。其他浪費現象也都與決策有關。他認為,目前我國城市建設工作的頭等大事是用科學規劃建設節約城市。在地質條件不好的地方建房,開發區、大學城大量占地,到處建商務區,大小城市都修很多大馬路,不少縣城都修了80米寬的馬路……城市建設浪費,花了不少冤枉錢。而且,從城市規劃到大型建筑項目設計盲目迷信外國人。“其實,我們現在做的許多事情外國人也沒做過,大家是在同一起跑線上。”

周干峙指出和探索的問題不限于上述的這些,限于篇幅,引錄幾則。身為北京市交通專家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了獲得實地的資料信息,考察交通流量和流向,周干峙甚至不顧年邁,親自去擠公交和地鐵。誠然,正如他一開始強調的那樣,他的工作不僅僅是城市規劃設計問題,還涉及到社會經濟等方方面面,不少科學技術的發展應用等諸多方面,都需要去學習研究。很多過去沒有出現過的新問題,還處在實驗的階段,沒有結論,難點非常多,也都要去研究解決。但他相信科學是能夠最終解決問題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化道路會越來越寬廣,越來越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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